危机时期的“超级创意”：作为创造力驱动的文化工作者、艺术家与集体行动

有观点认为与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体相比，创意经济相关职业不太容易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因为无论是制造业还是低技能工作岗位都需要高效率的运行。换句话说，人们猜测创意阶层应该更有可能克服经济衰退带来的挑战。创意工作者之所以被认为处于这样一种优越地位的原因是非常简单和明显的，因为创意工作者和一般的创意阶层被誉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他们是当下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的核心。

宏观的艺术文化领域包括很多职业和专业。新经济理论和知识经济论认为这些职业具有重要的经济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当代生产力的先锋。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更为传统的“行业”定义找到超级创意的影子，但或许正是他们在当今经济社会中所扮演的特定角色使得他们吸引到了来自各界的理论分析。

“超级创意”的概念源于Richard Florida关于当代经济转型的研究和他关于创意群体的论文。因此，“超级创意”这一术语代表了对各创意群体之间的性质、功能和结构的一些细微差别的尝试性总结，从而承认创意群体是被大量多样化的文化工作所围绕的。超级创意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广大的创意群体和知识经济；它包含了很多具有纯粹创造力和创新性的职业（比如：剧本创作、视觉艺术、设计等）以及其它与知识相关的工作，其中大学教师是被用来证明这类工作类型的最好例子。遵循这一逻辑我们可以认为，知识工作者例如档案管理员、图书管理员、策展人（这只是用来举例的几种职业，其它还有很多）等是知识经济中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一部分群体。在北美工业分类体系（NAICS）中，这些职业被归类于7111（表演艺术公司），7115（独立艺术家、作家和表演者）和7121（博物馆、历史遗迹和类似机构）等类目之下。总而言之，文化政策研究者经常提到的文化部门包括两大类艺术家和专业人士，而他们都与遗产机构相关。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种类别归纳法的背后已经存在一种重要的细微差别，这种细微差别在NAICS提供的分类中却无迹可寻。文化工作者已经被归类于两种不同的机构：私人（或非盈利）企业组织，以及（大部分是公共的）官方组织。以遗产工作者为例，他们主要供职于公共机构并遵循官方的职业体系，而艺术家们（演员、作家、视觉艺术家、舞蹈家）则倾向于在企业中工作，他们并没有责任承担实现一个特定公共事务使命，因此职业生涯相对松散。这种归类看起来似乎非常清晰，但由于在理解文化部门之间的细微差别时它们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尽管这进一步的探讨非常具有吸引力，但结果可能徒劳无功，并且在探讨的过程中必须采取非常谨慎的措施。例如与遗产专业人士不同，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艺术家和许多艺术机构是通过销售作品获得收入的，而如今的大多数遗产机构，甚至是公共机构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金融压力，并且求助于慈善家来支持他们的业务。此外遗产机构及艺术家们依靠精心设计的（但此举经常受到批评）的资助体系来维持他们的运作。可以说，基于二者的工作流程和他们与公共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能够区分艺术家/表演者和遗产专业人士的重要因素，那就是艺术家代表了真正的创意工作类型，而遗产从业者可以被认为是规范化的知识实践者。这种分化被许多社会学家所否定，他们认为遗产工作同样具有创造性并且没有忽视对公众的关注。通过法国博物馆布展的Heinich and Pollak(1989)作品展我们可以看到策展人作为创造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他们对来自公众和同行认可的渴望。而作为一名劳动者，艺术家的表现一直存在争议。总之，在融资、工作流程以及公共关系方面，艺术家和遗产人士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性。

艺术文化工作者在当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新的理论认为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通常代表着一种独特的劳动类别，体现了当代社会经济的精神与价值观。艺术家与文化工作者（超级创意范畴的构成元素）代表着社会价值、规范和社会理想的先锋派。在一些将要讨论的理论模型中，这些人员将担负着深刻重构西方社会劳动结构与社会价值观的任务。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工作、企业和价值观，完全摒弃了旧的工作管理形式和企业运作的官僚主义。整个90年代充斥着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其特点是一种新形式的规范性。

这种社会话语描述为对工作的“艺术批评”。这种新的社会批判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了一种新的规范性并得以巩固，使得就业更加弹性化（并且增加了个体的就业机会），相比全职工作和将职业生涯消耗于一个固定的部门中，“社会更加渴望”这种弹性。

艺术文化人才被定义为“自由不羁”——他们是创意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效益发展方面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自由不羁”也对创意阶层中不可缺少的技术群体充满了强烈的吸引力。换句话说，知识工作者都渴望到达“自由不羁”的高峰。除了对创造力的贡献，这群“自由不羁”的群体还体现了“新资本主义精神”。因此艺术家们同时具化和传达着当代社会的价值观，他们可以被认为是新资本主义的先锋。

即使我们现在可以从很好的角度对危机进行评估，但可用的统计数据却经常稀缺且不完整，因此很难描绘出一副危机影响文化的清晰画面。尽管如此，有情况表明在经济衰退和公共财政紧缩的背景下艺术和文化仍在蓬勃发展，来自劳动市场和文化行业的积极性数据看起来也状况良好。更重要的是，来自该领域的关键人物对此次危机的看法也倾向于努力限制就业人数的减少、调整行为活动的边界以及对减少对该行业经济潜力的限制等。

大部分文化人力资源委员会证实（或有效地预测）了危机对文化劳动产生的重要影响。在许多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中，艺术文化仍在蓬勃发展，例如加拿大、英国和法国等。2009年和2010年的许多部门分析报告表明，这场危机对文化组织的运作影响很小。国际艺术理事会与文化机构联合会的一项研究表明，这场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只是“轻微的”。对来自12个国家的专家进行的圆桌采访报告指出经济低迷可能会暂时影响一些规划和新员工的招聘。但这份报告也指出了艺术文化组织的一个特点，并且这个特点经常被提及，那就是“许多受访者指出，艺术机构习惯于在有限的预算下工作，因此遭遇经济低迷时其弹性优势得以显现”。艺术资源的稀缺经常被描绘成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士必须面对的一个共同特点。事实上在艺术组织中，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似乎没有因为薪水的降低而受到裁员的威胁，他们更关心的是行政人员的流失。

除了在内部呼吁之外，艺术文化组织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外界对艺术状况的认知和支持，但某些艺术家团体的看法却低估了危机的影响，他们认为这种影响力并不会持久。在对魁北克艺术社区危机的研究中，Courchesne 和Turbide发现，艺术团体最担心的是演出票销售量的下降，最常见的策略是减少一些操作成本或者延迟主要项目的开发。

此外，一些组织甚至发现艺术的机会来自于展现自己的方式，并且认为危机是一种自我更新的机会。在一份由英国文化协会支持出版的报告中，一些艺术管理专家表达了他们对这场危机的看法。专家们的观点大多是将危机描述为一个改变心态和发现管理艺术组织新方法的有趣机会。

谈到对危机的理解，国家统计局和文化部提供的文化统计数据似乎与艺术文化部门所建议的方向一致。他们都认为这场危机对艺术文化领域的影响相对温和。

从文化行业的就业水平来看，该行业的劳动力数量并没有显著下降。事实上，来自于文化、媒体和体育部的数据显示，与2008年相比，2010年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约60万人。

就文化参与而言，这场危机似乎对遗产机构的公众参与度并没有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在英国，公众出席和参与遗产机构活动的频率都在不断上升。

虽然2008年的经济衰退明显影响了文化产业和艺术繁荣，但这只是短期的。在英国、加拿大、魁北克和美国，电影业的观众人数和总体盈利额都有轻微的下滑。但实际上这个趋势早在2008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一些低层级部门甚至几乎没有察觉。并且加拿大的图书业营业额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增长了6.2%。

此外还有其他迹象表明艺术文化领域正在蓬勃发展。虽然这可能不会直接给艺术家们带来好处，并且还很有可能导致超级创意的日常体验边缘化，但一些现象表明，商界有意愿也有能力为艺术投资。所以尽管危机当头，但艺术品市场仍然相当活跃。据佳士得CEO所言：“尽管2008年下半年经济动荡，佳士得仍然达到了2.8亿英镑的销售额，为全球客户提供了高品质的服务”。同样，尽管2008年苏富比的销售额大幅度下滑，但艺术市场在2009年显示出了稳定和复苏的迹象。2010年苏富比公司的报告称该年度是其公司历史上最赚钱的时期。

有情况表明这场危机的影响力有限，甚至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对于艺术家和很多文化工作者来说，这场危机造成的混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艺术家们是证明当下知识社会中劳动力与工作组织生存状态的最好例证。若暂且抛开危机带来的明显和更消极的影响不谈，试问我们能从这一时期的重大动荡中重新发现解决方案或创意策略吗？纵观超级创意，有没有一个创造性的答案来应对危机？我们能通过动员和组织文化部门找到创造性的踪迹吗？

信息化学习正在成为万众瞩目的事态。事实上这场危机已经成为促进网络化学习的必要条件。网络化学习已经被“网络等级性能的变化”所印证，它主要是通过战略和行为模式的改变来证明的。也就是说，网络化学习不是简单的组织之间的学习，也不是一种知识共享或个体知识库的整合，而是一种战略转变。此外，网络化学习也是网络化转换的象征。

在危机初期，大多数艺术协会已经展现出了有趣的领导能力。由于担心危机对行业的影响，许多协会都在寻找专业知识，试图巩固一个强大的知识基础以便为成员提供专业建议。事实上大多数协会在传播信息方面都具有前瞻性，尤其对研究危机潜在影响的档案非常感兴趣。

尽管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已经被用于艺术创作，或者只是作为宣传艺术作品、活动或组织的工具，但这场危机促使了新的沟通策略的出现。

虽然这些新的信息交流实践方式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够多样化，但实际上它们却代表了文化协会实践中有趣的文化变化。大多数文化协会都围绕着该行业的精英阶层，多年来文化协会的会员制意味着只有少数人才能参与到这个领域。在大多数情况下参与协会的工作即意味着参加年会、参与委员会的行政工作并且支付会员费用。2008年的经济低迷促使艺术文化组织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借助来自社交网络和许多艺术文化专业人员的意愿的帮助，大众与传统组织及其协会的联系不再限于与协会的各种仪式捆绑（比如年度股东会议、协会治理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被协会遗弃了）。这场危机使成员之间的交流更加持久并且更加注重信息交流与战略传播。

去中心化的宣传推介行为是艺术文化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集体行为变化之一。协会最为人所知的是他们在政策讨论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与高层公职人员和政府官员合作闭门完成的。这种形式意味着协会是代表他们的成员发言的，并且是作为其所在领域的代表发声的。尽管这仍是事实，但这场危机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活动，这些活动代表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宣传理念。

宣传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协会失去了他们的传统角色，相反，它表明协会已经制定出了更好的工具以确保宣传活动可以在艺术家、文化工作者和各种规模组织的支持下保持协调一致。艺术文化部门的贡献、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子部门的经济贡献、文化产业/艺术创造出的工作岗位、艺术对社会整体福祉的贡献是最经常被记录的部分，同时也是这种宣传策略最经常提到的方面。文化部门的政治逻辑发生了清晰的变化，新观点认为从经济角度来评价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看起来似乎这场危机对文化艺术从业者的影响非常微小，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习惯了“严酷”和“稀缺”。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对艰难的处境并不陌生，他们在过去遇到的磨难中也表现出强劲的韧性。这场危机似乎揭示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

在艺术界，艺术家和艺术品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理想工种的观点已经帮助他们赢得了大量资本。至少这是许多研究者所支持的假说，并且其中一个观点在上世纪90年代影响甚大。当代艺术家的形象也有一个社会学和哲学的维度，它体现了一个备受珍视（或令人羡慕）的“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它是创意阶层的精神见证。